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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阿伯特北大演讲:大学教育最困难的是让学生兴奋起来

发布日期: 2016/9/23  作者: 樊军   浏览次数: 492   返回

来源:澎湃新闻网/思想市场


2016916,北京大学大学堂讲学计划访问学人,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受邀在北大教育学院和众多师生进行了座谈和交流。这是阿伯特教授在五次公开讲座之外的一次特别的学术交流活动。作为芝加哥大学成长起来的最卓越的社会科学学者之一,阿伯特教授更是在他数十年的学术经历中亲身实践了芝大将一流学者和一流教师合二为一的理念。阿伯特教授曾经担任过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部(Social Sciences Division)主任、社会学系主任、图书馆委员会主席和教授联席会议(Faculty Executive Committee)主席。其中,教授联席会议由7名教员组成,定期与校长见面,在大学管理当中代表全体教员的声音。因此,阿伯特参与教员执行委员会工作的十年,让他对芝加哥大学的管理方式和美国高等教育体系有了深入的了解和思考。他对美国高等教育现状的洞察,对教育的人文使命的捍卫,充分体现在2002年他面向芝加哥大学新生所作的脍炙人口的演讲《教育的目标》(Aims of Education)中。在本次交流活动中,阿伯特教授分享了他对美国高等教育历史、现状和挑战的思考。

美国高等教育历史回顾:从精英化到大学扩张

美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形式大致开始于1900年。在当时美国18岁的群体当中,仅有大约4%的男性和1%的女性能够接受大学教育。这是一个极度精英化的群体,相当多的人都有官员或宗教背景。在接下来的70年里,除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教育始终在以惊人的速度扩展。新的大学层出不穷,受高等教育的18岁群体人数迅猛提高。在这段时间里,大学通常是被看作一种博雅教育,而不是为职业工作做准备。这样的博雅教育将其重心放在本科教育上,造成这一趋势的原因之一是当时有大量的移民进入美国,而美国的大学则负担起将这些移民的后代塑造为良好的美国公民的任务。从1910年左右开始,绝大部分美国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采用的是专业加通识的模式,即要求学生主要修习专业课程,同时也要在许多其他专业里选修一定数量的课程。美国的本科生教育采取了学科制(disciplinary)的组织方式,在同一个学院当中所有的教员都具有平等的地位,而不是像德国那样采取研究所的形式。

高等教育体系停止扩张后的现状和挑战

这一膨胀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但是到了1975年左右,美国大学的扩张彻底停滞了下来。这一停滞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对于大学教职的需求迅速从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大学毕业生不再是香饽饽。阿伯特教授坦言他本人在找教职的过程中也收到过许多拒信,至今他还会将这些拒信展示给他的学生们看,或许是为了将他们带出潜在失业的阴霾。另外,正因为大学毕业生供过于求,职业教育开始抬头,特别是在社区大学体系当中,职业教育几乎占据了主导地位。阿伯特认为,正是从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停止扩张开始,高等教育本身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他从中概括出五大趋势:不充分就业、工具主义、新的管理体系、政治化和20世纪知识体系的成熟。

首先,美国不充分就业(underemployment)的情况十分普遍。按照估计,大约有35%40%18岁人群未来将至少获得本科学位,然而,整个劳动力市场中只有22%的工作机会需要本科学历。这一比例在过去30年当中都没有显著变化。过去我们认为,越是发达的经济体,其工作机会就越需要高学历人才,这一观念在阿伯特看来完全是错误的。在今天的美国,有40%的工作只需要一个月的学徒经历,就能完成所有工作任务。因此,社会上拥有本科学历的人过多,也就导致了不充分就业的状况。当下,我们被迫采取了很多方式去应对这一问题,例如推迟毕业生进入市场的时间,让他们继续学习;提早退休年龄,以此增加空缺的职位;或是减少通过实习就能获得的技能,等等,而这些方法显然与阿伯特所认为的高等教育的核心使命大相径庭。

其次,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在美国高等教育中蔚然成风。在过去,人们进入大学是为了获得好的教育,为了学习,而现在普遍的观念是,高等教育是为了让学生做好就业的准备。这一体系在美国被叫做棘轮体系ratchet system)。高等教育的过程最终服务于使学生在就业市场中能占据优势,这也就出现了学历贬值的现象。因此,大学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关系愈加紧密,实习成为了大学教育的核心。从大学的角度来说,为了争取更好的师资和生源,它们不得不听从学生的想法,成为职业市场的预备学校。争取生源的目的,往往也是从经济角度出发的——显然,更优秀的学生更有可能出自可以负担昂贵学费的精英家庭,而精英家庭能够从小就用金钱为他们的孩子直接购买学习上的优势。因而,学生几乎成为了学校的顾客,这是十分讽刺的,这样的关系在过去也是不可想象的。阿伯特担心,随着学生将这种工具主义带到大学来,真正的学术生活将退出大学。

第三, 大学的管理体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被许多学者概括为新自由主义的倾向已经将大学转变为企业。在生源考虑上,大学往往青睐那些能够支付学费和各种其他费用的学生。美国的大学中,大约16%的资金来源于捐赠,而剩下的部分都要大学自己找到某种方式募集。学费显然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例如,美国大学中现在十分流行国外游学项目。这些项目流行的原因之一就是,随着一部分学生搬到国外去学习,寝室空出来以后,大学就可以出租给其他学生。这是一种管理主义的思路。

此外,大学管理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大学排名的影响。例如,排名当中很重要的指标之一是,大学课程当中有多大比例是以小班教学的形式进行的。而在类似US News这样的排名算法当中,小于20人的班级被定义为小班,因此芝大核心课程(Core)的班级都正好是19个人。另外,US News只在每年秋季计算小班的比例,因此芝大也只在秋季开这样的小班,春季就没有了。当然,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排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往往只是计算方法的游戏——很多排名体系经常变更自己的算法,美其名曰改进排名方式,而实际上经常只是为了造成排名上的浮动,使得人们会继续关注它们。这就跟被引量的指标一样没有意义。但是大学管理层常常不得不这么思考——在阿伯特看来,这套规则完全是反智(anti-intellectual)的,但是这是一个典型的集体行动困境(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或许未来会有几所学校合谋,共同推翻这种排名——至少阿伯特对此抱有一定的希望。

 

第四,在过去40年当中,政治因素正不断地进入学术领域。实际上,在上世纪20年代,当人们推崇价值中立的学术的时候,往往只是把价值隐藏了起来,而选择接受现状——比如,经济学越来越将社会推向资本主义,这些学术工作所具有的潜在价值取向一直存在。到了上世纪60年代以后,许多左倾的学生开始选择进入学术界安身立命。这其中有社会环境的变化:进入70年代,整个美国社会开始右倾,特别是保守的里根执政时期,使得社会上几乎没有左派的立足之地。学术工作成为了左倾人物最后的避难所,在这里他们还能够继续坚持自己的立场。但是,这些政治因素导致学术界出现了许多人身批判(ad hominem argument)的案例,包括;从发言者的身份(种族/性别)出发来判断其立论,而不是论断本身;对历史上的人物采用现代的道德标准去衡量;以及推崇普适的价值,比如人权运动——却丝毫不考虑其他社会到底能不能接受这些价值。总之,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论调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最后,20世纪所形成的一定的知识范式,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大学概念,某种程度上已经走向终结。过去,知识通常是从一些典范(canon)开始,随后进入到各个学术领域,形成特定的知识范式,即所谓学科(discipline——这里所谓的学科,其内部逻辑是能够完全自洽的。物换星移,大学当中出现了许多新的组织知识的方式。一种较为典型的方式就是,按照社会问题进行知识的组织。这样,实践领域成为了新的分类,就会有卫生学院(School of Health Studies)和城市研究学院(School of Urban Studies)这样并非自成学科的研究机构。作为芝加哥大学的阿岗国家实验室(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计算机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阿伯特预测,在2030年内,计算机将能够写出真正具有说服力的论文。他将此与参考书目和参考文献的查找进行类比:在过去,完成这样的工作要求极高,学者需要熟悉各种各样的书籍文献,要花很多时间查找。而在现在,计算机搜索就能够快速完成这项工作。计算机科学将对高等教育体系带来极大的冲击。

在问答环节,阿伯特简单探讨在课堂使用科技的问题——他对此持反对态度。他从来不在课堂上使用课件,因为这种形式通常会成功催眠学生。他认为,学生应该在课堂上始终保持积极的思考态度,而不是仅仅做各种笔记而试图到课后再对着这些笔记思考。他经常连续讲课50分钟而禁止学生记笔记,50分钟之后再给学生10分钟时间记录。他认为,最好的科技来自于学生自己的思考,以及教师的演讲方式、手势等等,要能够让学生兴奋起来。

在阿伯特看来,让学生兴奋起来的要求或许是目前大学教育当中最困难的部分。教育体系停止扩张之后,高等教育内部学生和教员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求学的目的也不再仅仅是为了学习,技术的发展也褪去了教师本人的魅力——这些构成了阿伯特对当今高等教育症候的基本诊断,那就是学生对于教师、对于课程体系、对于整个为了学习本身的高等教育不再有热情。今天的学生们认为,进入芝加哥大学这样的学校已经意味着他们胜利了——他们来到大学,只是继续参加各种课外活动,进行实习,以在职业市场中获得更大的优势——而且事实的确如此,在进入芝大的那一刻,他们的未来几乎就已经注定是光明的,只是某些人的未来更加明亮一些而已。如果将大学看作职业的预备学校的观念占据主流,那么我们需要叩问,教育的意义何在?怎样让学生重新对以教育本身为目的的大学产生热情,这或许是重新发明高等教育体系的最大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