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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院校研究,多谋善断,助力中国高等教育强国的建设

发布日期: 2016/6/24  作者: 樊军   浏览次数: 595   返回

——同济大学副校长江波在院校研究研讨会上的致辞


各位尊敬的老师、同学、与会嘉宾:

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今天来出席此次会议。我代表同济大学向各位老师、同学、与会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

本次会议汇聚了一大批中美两国的院校研究专家,不仅仅有研究者,还有实践者。非常感谢中美两国的专家为本次会议作出的精心准备。“院校研究”是同济大学非常重视的一个研究领域。我本人非常期待各位专家、同行,为同济大学发展同济特色的院校研究带来各位的宝贵的经验和最新的理念。我想谈两点想法,供与会者参考。

一、       中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迫切需要“院校研究”的支撑

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在校学生已超过3600万,是世界最大的高等教育规模。但是中国只是高等教育“大国”,不是高等教育“强国”,应该说,由高等教育“大国”向“强国”迈进,中国还需要作出更多的努力。因此,对中国高等学校来说,当前开展“院校研究”很有必要。当然,院校研究必须从国情出发,我国高等教育强国的建设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

例如:当前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努力就是要不断提高中国高等学校的现代治理能力水平。中国高等教育的治理方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正在由过去的“自上而下”(top-down)、“中央或地方政府主管部门直接管理”、“高等学校自主权弱小”的管理模式,转向“上下结合”、“‘管、办、评、服’分离”(实际上就是要把教育的管理、办理教育、评价教育以及服务高等学校的职能分开来,由不同的部门、机构承担),还有“多元参与管理”、“强化高等学校法人治理的章程建设”(中国大学过去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法人,目前根据《中国高等教育法》,大学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法人,因此每一所高校都要有一个章程)。我们正在向这样的一些新型治理模式转变。这是背景之一。

再如,过去30多年,中国高等教育建设每五年、十年都会更上一层楼,现在正在规划今后五年和更长时间高等教育的发展,这样的发展规划在宏观方面有着结构性的调整。在微观上,伴随着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的逐步扩大,可以说不仅仅是国家自上而下的要求,也已经逐渐成为大学自身发展的一种内在驱动。在中国大学新一轮发展中,今天会议的主题,也就是中国院校研究目前所要要关注的问题(院校的规划、学科规划、院校的综合改革、教育的质量保障等),都是大学所关注的重大问题。2015年,中国最高决策机构批准并发布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成为了中国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的重要任务。这是中国政府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增强国家综合竞争力、奠定长远发展基础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只有涌现若干乃至一批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学科,只有具有能够培养一批一流人才的能力,才有可能真正支撑起高等教育强国的发展。

正是在以上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大学的综合改革,包括健全院校两级管理基础上的院校规划,就非常重要。我认为这些都需要院校研究来为我们的工作进行支持与支撑。

二、在“院校研究”领域加强中外学者之间的交流十分必要

全球化的背景下,高等教育在中国与其他国家中的发展都十分迅速。以中国与美国的高等教育规模为例,两国的大学生人数加起来,就已经占了世界大学生规模的30%。因此,如果中美两国能够把高等教育工作做好,那就能对世界作出很大的贡献;如果说中美两国不仅仅自己把高等教育做好,还能够把有益的经验分享到世界各国,那将会对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特别是将这些经验与发展中国家分享,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发展高等教育事业。所以,我认为高等教育中“院校研究”的问题是一项具有国际性意义的课题,我非常感谢来自国内外的学者就这一议题进行讨论。

中国有句古话:“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中国历来强调“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关于“院校研究”,对中国大学来说,可以说是有传统的一件事情;但作为一个系统的学科领域,对中国大学而言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科。我们知道,英文所谓的“Institutional Research”发端于美国高校。今天有许多来自于美国著名的院校研究专家,特别是Volkwein先生,他也将在会议中做主题发言。他曾经将院校研究概括为四大功能:(1)院校信息收集、整理与分析;(2)院校官方数据与信息的发布和管理;(3)决策支持;(4)绩效评估。本次大会的三个主题恰好能与之相匹配。当然,2000年以来,院校智能信息系统的构建逐渐成为了院校研究的第五大功能,这也是我们今天会议的主题之一,这也使我们进入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

如今,“院校研究”已成为世界许多高校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不景气的情况下,不少大学还增加了“院校研究”部门的人员和经费预算。在中国,院校研究越来越受重视。应该看到,中国大学有自己特色的治理和管理,由自己特色的一套决策体制机制。我时常接待来访的外国友人,在介绍中国大学的治理时,我告诉他们中国大学的“董事会”不是一个决策机构,它是一个咨询机构;而中国大学内的决策机制,可以说是两个会议,一个是党委常委会,一个是校长办公会。像这样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决策体制情况,也需要在中外交流合作中、在跨文化交流沟通中,进行经验分享、促进互相理解。作为同济大学管理领导层的一员,我也常常感受到对其他同事所分管领域的工作内容不熟悉,希望能够及时得到更为有利的决策支持服务,特别是数据和信息。所以我经常请教我们的院校研究机构的同事,请他们为决策机构提供更多的意见和建议、提出更好的意见的依据,使我能够在学校决策方面能够及时发表我的看法,为学校的发展献计献策。

在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许多中国大陆高校陆续成立了发展规划处、政策研究室或发展改革办公室等机构,以期以制度化的方式提升学校科学决策、科学规划的水平。同济大学在这方面做出了许多努力,我的同事们将会在会议上分享一些经验。我衷心希望今天这样的研讨会平台能充分帮助大家分享最新的研究成果。我希望,中国教育界的同事们能及时分享国际最新研究和理念。我希望借助于大学的研究和快速发展的信息技术,中国大学的科学决策水平能够实现显著的提升,为实现中国高等教育强国的目标奠定坚实的科学决策的制度性基础。

还有一个问题与“院校研究”关系密切。这就是当前越来越多的评估、排名、评价等。没有科学的评价,就没有科学的管理。面对复杂的行政评价、专业评价、社会评价、学科评价等,甚至以大学排名为代表的商业性评价,大学管理该何去何从?我们身处一个巨大的复杂的社会评价系统和社会评价网络之中,很多时候会感到困惑或非常困难。当前,中国高校正积极参与“第四轮学科评估”。在此,我也为这次评估工作的组织者说几句公道话,因为对这次学科评估,学校里和社会上会有不同的声音。鉴于中国过去是自上而下的管理传统,学科评估是由中国教育部的一个下属机构(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来组织进行的。从一定程度上说,目前这个机构还不能完全叫做“第三方”,虽然已具有了“第三方”的一些特征。学科评估办法出台之后,要受到数十万教授以及那么多学校从不同角度进行评价。有的看法好,有的看法不一定好。我觉得,还是应该站在中国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角度,看待这个评估工作。作为院校研究者,有时候我们也要问一问自己,学校的基础工作做扎实了?我们学校的数据工作是否很扎实?我们学校的管理工作是不是很扎实?如果这些工作没有做好,就简单认为组织这样的评估工作太多、太复杂,这是不客观也是不公正的。我认为,这些基础性工作,是中国大学现代治理能力的提高不可逾越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我想这也是我们院校研究所要加强的工作。

在结束我的发言前,请允许我讲一个中国古代的故事,与与会朋友们一同分享。中国古代最繁荣强盛时期之一的唐朝,有个皇帝唐太宗李世民,他有两位能臣,即房玄龄和杜如晦。一位善谋,一位善断,历史称“房谋杜断”,两位一起配合,取得了很好的治理效果。可惜的是杜如晦去世较早,房玄龄所发挥的作用也随之大打折扣。用这个故事来比喻大学的院校研究,可以说院校研究者们扮演着“谋”的角色,校领导班子扮演者“断”的角色,两者缺一不可。所以,我认为在座各位院校研究的研究者与实践者,你们是大有可为的,你们的工作是不可替代的!我向各位致敬!

最后,祝愿本次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祝愿同济大学每年举办的“院校研究”研讨会能成为一个良好的品牌,能成为中国院校研究专业团体发展的一次次美好回忆,能够为中国乃至世界的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我们的贡献! 

再次感谢各位的出席和贡献!谢谢大家!

转载自“里瑟琦智库“2016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