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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教育决策提供更多“证据”——全国首届教育实证研究论坛综述

发布日期: 2015/10/27  作者: 网站 管理员   浏览次数: 427   返回



101718日,由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和光明日报社教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全国首届教育实证研究论坛”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全国有关高校教育学部、教育科学学院、全国各省(市、区)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科学研究所、各教育期刊、媒体等600余人参加论坛。围绕如何形成符合国际规范的教育实证研究,扩大教育研究对教育决策的影响力等问题,13位学者就实证研究分别从各自领域发表了主旨演讲。

与会者一致认为,在教育决策中,实证研究能提供量化证据,价值重大。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善迈依据国家决策咨询的研究经历,分别呈现“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4%的一项前期实证研究”及“后4%时代财政教育投入长效机制的规范研究”两个案例。通过实证研究、规范研究两种不同研究范式中实施方法与作用功能的比较,展示出实证研究如何基于论据服务于决策咨询。王善迈强调,问题决定方法,方法影响结论,要坚持独立思考,积极参与调查和实践,立足中国实际对传统继承和借鉴,对“舶来品”的适用性做出判断。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岳昌君教授以高校毕业生流动、城乡学生教育收益等微观层面的案例为载体,探讨了定量方法在教育经济学中的应用。他认为,在一个全球化、互联网与大数据交互的时代,教育研究的空间和方法不断扩大和增加,教育研究也越来越多地体现出用数据描述现象,用模型解释变化,用理论分析原因,用实证建言政策等四个特点,教育研究者必须做到心中有“数”。

中国浦东干部管理学院副院长郑金洲教授认为,教育现象的复杂性、教育问题的实践性、教育学科的应用性和教育观念的“自在性”共同决定了实证研究在教育研究中的必要性,但当前我国实践教育研究仍存在规模小、时间短、类型单一、重复验证少、结论影响弱、元研究、元评价匮乏等弊端,必须加以重视。

重视实证研究,但不能忽视理论思辨,两者结合才是科学视角——这是与会者的又一共识。

原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顾泠沅以自身参与主持的“面向未来基础学校研究(1986-2010)”和“教师校本研修制度建设(2003-2007)”两项教育部课题的研究为例,全方位呈现他对长三角地区基础教育的实证研究:即如何通过教育研究中软信息多判据的特点,进行合理的教学决策;如何透过过程变式的研究实现对教师的发展指导。“实证与思辨,是洞察教学底蕴的两大入口。”他强调,实证研究是教育研究中必不可少的、但并非唯一的研究取向,要根据问题的性质来选择方法。

华东师范大学高教所所长阎光才教授基于自身的研究经验,分别阐释了如何看待实证研究,与经验研究的关系,方法、问题与理论间关系的理解等问题,提倡实证研究与经验研究方法的混合与共融。

南通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丁锦宏教授就自己在实证研究的过程中,解决问题的具体策略和方法,着重强调基于实证的教育研究,并不意味否定教育理论思辨的价值,而是要与理论思辨相结合。

作为一种重要研究范式,实证研究也不可缺少国际化视角。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教育学院院长比尔·麦克迪尔米德教授基于“教师教育”研究领域,利用实证研究视角,对伴随美国教育变革的教师教育研究范式进行了历史回溯,并介绍了当代美国教师教育中实证研究的问题域和具体方法的应用。他认为,当前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通过实证数据的应用,带来教师教育课程的变化,以便最大限度地使教师提升课堂教学质量。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加强实证研究是提高教育科学研究水平、更好地发挥教育研究探索真理、咨政育人作用的迫切要求,目前需要破解的最大障碍是研究范式的陈旧,亟须在完善传统思辨性研究的同时,大力倡导基于数据、证据的实证研究,形成新的实证教育研究文化。

“研究要给人提供一些确切的知识,就必须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主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袁振国教授用三大特点为实证研究注脚:一是证据,二是量化,三是可重复。他指出,如果我们研究有证据、能量化、能重复,教育研究的水平就将出现一个飞跃。他同时希望学界能在中国教育研究中逐渐推进和深化实证研究范式,为中国教育和教育研究的繁荣发展共担使命。

(《光明日报》2015102714版)